日內瓦的兩張椅子
一
在日內瓦萬國宮前的小廣場上，矗立着一張享譽盛名的斷椅（Broken Chair），通體赭紅色，花旗松材質，高大而殘缺。三條椅腿支撐高十二米、重五點五噸的身軀，一條殘腿如同生生撕裂的血肉，斷骨森森，怵目驚心。
地上印有這樣的解說：
斷椅這一作品象徵着武力與脆弱並存、穩固與失衡共現、野蠻與尊嚴同在。作品的創作初衷原為促成各國締結《禁止殺傷人員地雷公約》，之後旨在促成締結《集束彈藥公約》，斷椅真實再現了飽經戰亂的廣大平民內心深處的絕望呐喊……
這張斷椅，由藝術家丹尼爾創作，木匠路易斯打造。斷掉的椅腿象徵不幸踩到地雷而殘缺的人——一個為地雷所摧殘而堅毅地站立向世界呼救的人。
看似最普通的椅子，除去坐靠的實用功能外，更是權力、尊嚴與身份的象徵。從古代的皇親國戚、宮廷貴族到當今的富商大賈，無不崇尚豪華、高大或特殊材質的椅子。而在平等身份下，椅子則意味着對話和交流。丹尼爾對斷椅這一作品的闡釋是：有尊嚴地活着！
一九九七年，斷椅豎立在萬國宮大門前的廣場上。這個小廣場正對萬國旗陣，乃“風水吉位”。每每遇上重要會議舉行時，不少國家、團體在此示威遊行，以期引發傳媒和國際社會的關注。
這些遊行人群，既有歐美人士，也有亞洲面孔，更多非洲人眾，關切議題五花八門，和平、安全、裁軍、人權、醫療、氣候、勞工、可持續發展等等。我所遇見的多次示威尚算平和，七手八腳拉開橫額，鬧騰一通後往往集體合影、拍攝短片作結。
喧闐的遊行人群散去，正值傍晚時分，斜陽柔和。徘徊在斷椅之下，抬頭凝視，向着空中微翹的斷椅腿，露出恍如被炸裂後癒合的赭紅骨肉，映襯後方的藍天白雲，令人生出靜謐而淡然的悲傷感。
二
穿過斷椅望去，一片鬱鬱蔥蔥的樹林後面是國際紅十字會總部，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博物館。
十九世紀六十年代，日內瓦出生的亨利 · 杜南創立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（即“國際紅十字會”前身）。大家所熟知的會旗便是將瑞士國旗白十字與紅底面互換顏色而得。由於紅十字標誌讓人聯想起基督教的十字架，在伊斯蘭世界又將“紅十字”換作月牙形標記，稱為“紅新月”。在紅十字和紅新月旗幟下，兩大世界暫時拋卻千餘年的恩怨情仇，攜手推動全球人道運動。
近代衝突往往牽涉整個民族國家，不再局限於某一階層，故此戰爭更加慘烈。一八六四年，瑞士等十二國響應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的倡議，首批簽署第一版《日內瓦公約》，其後於一九〇六年、一九二九年及一九四九年相繼增補了三版。《日內瓦公約》及其附加議定書旨在限制戰爭的野蠻性，保護武裝衝突和暴力局勢受難者的生命與尊嚴。
近幾十年，中國遠離戰火，一般人對此難有切膚錐心之痛。飽受兵燹之苦的人們，僥倖逃離魔窟，又遇難途九死一生。不少人應該看過一張小童罹難照片——俯臥在土耳其海灘的敘利亞籍庫爾德族三歲兒童艾蘭 · 庫爾迪的小屍體，他於二〇一五年在地中海逃難時溺斃。暗紅的衣裳、幼小的身軀，不知被冰冷的海浪拍打多少次，攝影記者德米爾拍下了這個觸目驚心的場景，瞬間傳遍全世界。
失去民族國家的難民，生存尚且艱辛，遑論其他權利。維護國家的統一與穩定不僅僅是政治話語，它與老百姓有着切切實實的關聯。設若這樣理解——民族國家如一隻桶，社會乃桶中之水，民眾是水中的魚兒。如果桶破了、水倒了，那些權貴大鰐自然有路跑掉，但小魚小蝦呢？因此，水雖清濁不一，魚兒尚可游弋其間。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容器，至少現今還打破不得。
然而，民族國家常常令利益衝突更加凸顯，全面對抗尤其激烈，此刻對話更為難能可貴。外交官們常常謔稱，聯合國係吵架組織，會議乃官式對罵的平台。作為聯合國歐洲總部的萬國宮，每年舉行的會議超過一萬兩千次，更因各類尖銳議題，唇槍舌劍此起彼伏。各方氣結之時，“嗷！嗷！”巨響直入耳廓。大家望向花園時，方覺此聲乃孔雀的棒喝，世代生長於此的她彷彿警醒各方冷靜應對——不論秉持何種觀點，站立何種立場，都應坦誠溝通，求同存異——這就是日內瓦的城市心跳和脈動。
三
另一張椅子，知之者寥寥。這張座面前寬後窄、扶手左右擴展、背板從中高聳的卡克托瑞椅，靜靜地擺放在聖 · 皮埃爾大教堂的一組柱石旁，似乎仍在默默陪伴早已逝去的主人——加爾文，與靈魂對話。
宗教改革波及瑞士時，加爾文來到日內瓦，一五三八年被驅逐，一五四一年支持改革的一派掌權，加爾文重返日內瓦主持大計，成立神權共和國，實踐“預定論”的神學學說——人在現世生活中的成功與失敗，乃是上帝選民和棄民的標誌。加爾文秉持的“上帝絕對主權”信念、基於《聖經》文本的闡釋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洞察，不單鞏固了“因信稱義”的基石，還調適了現世和來世的阻隔。
誠然在旁觀者看來，加爾文的教義難免陷入精神獨裁和《聖經》教條的泥淖，而他迫害異見者的行為又着實令人惋惜。可是對於“黑暗”的中世紀而言，宗教改革的衝擊，不單撼動教皇一統的僵固精神世界，新教得以開枝散葉，亦令祛除腐肉的天主教肌體重新煥發活力，穩步行進至今。
正如時人所論，中世紀晚期，贖罪券免除今世暫罰的功能等同於免除罪惡本身，造成教會靈性破產和道德頹敗。不論是抗議派的宗教改革，還是教皇派的反宗教改革，無論“因信稱義”，抑或“因行稱義”，兩派殊途同歸，重拾靈魂。
宗教改革後，大批信奉新教的歐洲難民湧入日內瓦，日內瓦成為“歸正宗”的國際中心，躋身“新教的羅馬”。加爾文的教義不單在舊世界廣為傳播，也隨之飄洋過海到新大陸生根發芽。一六二〇年，五月花號輪船上的神父帶着在日內瓦印製的英文版《聖經》駛往美洲，《聖經》扉頁赫赫寫着宗教改革的信條：黑暗過後，必見光明（Post tenebras lux）。
新教並不倡導聖物崇拜，但後人仍將加爾文的座椅安置在大教堂的一角，追思緬憶之際，似乎他依舊端坐椅上不時鞭策人們有靈性地活着。
二〇〇九年，適逢加爾文誕辰五百周年，聖 · 皮埃爾大教堂教長亨利 · 巴伯爾著書《加爾文和我們的時代》梳理先賢的精神遺產：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機構，宗教的國際性和多樣性，科學與宗教的協調關係，民主在宗教中的地位等等。在這些現代詞語中，加爾文彷彿不再是個古人。
有人曾問教長，如果沒有加爾文，日內瓦今天會是什麼樣子？他回答說：那就是一個還在湖邊沉睡的、規規矩矩而又厭倦不堪的小村莊。
幸好，這僅僅是個假設的命題。
四
日內瓦並沒有一直停留在加爾文營造的神學世界中，近兩百年人道主義由涓涓細流匯聚成時代浪潮。日內瓦由宗教改革的國際中心，遞變為人道主義的國際中心。世人的目光，亦從聖 · 皮埃爾大教堂柱石旁的加爾文座椅，轉移到萬國宮前的斷椅上。
這座充盈靈性的聖城，時時刻刻不在滋養人性之樹，世人眼中的國際日內瓦處處散發着人性的尊嚴。它一度為國際聯盟中樞，現是聯合國歐洲總部，承載着包括世界衛生組織、世界貿易組織、國際難民組織在內的三十六個國際組織，約七百個非政府組織和一百七十九個外交使團。在日內瓦州五十萬人口中，近四成居民持有全球一百八十九個國家的護照。
權力需要制約。最有保障的是制度，其次靠實力與道義。一國之內，制度構造尚可將權力關進籠子。國際之間，至今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。故此力量強大的常常拼實力，力量弱小的惟有講道義，而大多數國家、大多數人是弱小的。
在日內瓦，人道主義不是口號，確是實實在在的事務，包括勞工、人權、移民、難民、衛生、經貿、通訊、氣象等等在內的各個領域。許多在日內瓦開展的工作都直接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，細微之處如制定牙膏標準。
萬維網，也因由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工作而催生，開啟了現實世界之外的虛擬世界。如同進食、睡眠般，現今上網幾乎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行為習慣，我們的身份也加多了一重——網民。
互聯網的初衷本是塑造一個供全球所有人使用的開放共用空間，如今它早已成為新型權力的鬥爭場所，拖拽網民捲入其中。斯維特蘭娜 · 博伊姆在《懷舊的未來》一書中描繪，網絡時代的人們彷若進入地鐵站，在高速的時空隧道中穿行，隧道四周沒有外境，除了黑冷冷的隧壁，只有人流和車流，入口跟出口，所有事物都被強流裹挾前行。
就被裹挾的個體而言，問題的本質依舊是如何活着。每一個生靈都在浮世徬徨之中，找尋屬於自己的信仰、信念或信俗，讓身心有所附麗。這無關乎有神論或無神論，也無關乎崇信何方神祇或權威。它直接指涉，在現實世界如何有尊嚴地活着，在精神世界如何有靈性地活着，在虛擬世界如何有節制地活着。
對於生玆長玆的信徒，自當敬虔靈性生活；對於歸依此城的大眾，不難享有個人尊嚴；而時刻在線的網民，又如何離線小休，惜取片刻的湖光山色呢？
一次去日內瓦公幹，趁等航班前的幾小時空檔四處閒逛。寧謐的老城區，過客不多。沿級而行，邁出的每一步恍若跨越了一個個世紀，腳下從現代風情踏進中世紀秘境。累了坐在長椅一端小憩，不時滑動手機。少頃走來一位老者，微笑徵詢可否落座，我頷首示意。他緩緩坐在長椅的另一端。沉默片刻後，老者用法文與我攀談起來。
“早上好！”
“早上好！”
“您會法文嗎？”
“就幾句。”
“可惜。”
“的確可惜！您會中文嗎？”
“一句也不會。”
“可惜。”
“非常可惜！”
我們靜靜坐在長椅的兩端，相視一笑。
雲山（文化評論員）
